[15]张世英，1995年：《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

因陈右铭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康有为对立孔教的呼吁，也很容易被理解为有其政治企图，尤其是在皇权之外另外创设一个政治中心。

25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4章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第101页。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努力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广泛反对。29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492页。35同时，康有为归国后对全文发表《大同书》有所保留，也表明他或许意识到，以孔子太平大同之义为孔教教义，不仅与其君主立宪的主张有冲突，而且与他所批判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会产生一些混淆。是以愤懑郁积，援素王之号，执以元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稣比权量力……而不知……欧洲教皇之徒，其后以横行各国，激成兵祸战争至数十年，而其势已替，及政学兴，格致盛而其教益衰，今之仅存而不废者，亦如中国之僧道而已。

他指出，六经为孔子所作之经，其他如大小戴记和《系辞》都只能算传（《全集》第3集，第128页），并指出孔子有关大同太平的微言主要是通过口授传给弟子的： 孔子大义微言，条例万千，皆口授弟子。而口传之微言大义的中心内涵在于小康与大同学说，这也是孔子改制之义的关键所在。反观问题与主义争论之后的激进政治，在构建意识形态话语与实践时，反倒更隐秘更灵巧地挪用转换了传统内在的诸多资源，更强调主义与问题的实践结合。

而陈氏更娴于操作舆论暴力而非国民党之行动暴力。另一议题是儒家与共和政体的关系。而李守常先生之后的革命党人更是充分发挥了意识形态对于政治整合以重建秩序的利器之用。彼时日人有贺长雄曾谓儒教之用，在以北方之保守维制南方之进取，而儒家立场最有力的推动者汪荣宝及其他议员，多属南人

他稍稍提到的儒墨分歧只有墨者葬俭，儒者破家而葬。杨墨学说如何与孔儒冲突？杨子的很明显，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当然不合孔子之道，因为礼首尊者君，仁首爱者君，就连韩非子也知道义是讲君臣上下之事的，为臣的岂可以讲为我？而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既不爱君，又不爱天下，自私到极点，岂不与禽兽无异？骂得似有道理。

我们读《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看到吴起对魏武侯说的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的话，也是很懂德教的，这正是从子夏学过传统礼义之学的一个证据。……人人不损一毫（不损天下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不以天下自利），天下治矣。孟子就这样从社会须有分工，而得出社会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结论，有混淆概念之嫌，而他却认为绝无问题，理直气壮批判杨子的为我与墨子的兼爱。孟子从一个很刁的角度说，墨子兼爱则无父。

这庶人只不过是没爵没禄的民，百姓，如果是更等而下之的人们，则更应如此规规矩矩遵礼守义了。……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这些在儒家看来，其非礼与越轨确实简直是达于大逆不道了。子夏恰恰是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可见他根据时代不同，而从礼学分化发展出来，影响及于李悝、吴起、商鞅之辈。

孟子劝诫齐宣王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劝诫梁惠王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所以，尽管墨家的兼爱，尚贤，尚同，非乐，节用这些主张里反映着平民的意识和要求，含有许多合理的以至光辉的成分，其得不到统治者欢迎，除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与时代局限使然，自身含有的此类落后因素，也是重要原因，另外，他关注科技，也是传统的以礼义治人者所不感兴趣的。墨子尚同之说，表面看，亦与儒家无二，比如他说： 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

此率兽而食人也的现象，不是因为听了杨子的话才做出来的，是当时诸侯君王巨室权臣向来的自私与无道。他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孟子刚烈威猛的卫道形象，真有其浩然之气，对此，我们虽不免肃然而起敬，却不能不加以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了。杨与墨就被孟子一锅煮，叫做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怎不令孟子愤慨？ 朱熹说，孟子虽不得志于时，然杨墨之害自是灭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赖以不坠，是亦一治也。

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些情况，孟子该是知道的，因为在君子内部，仍有其高低贵贱、贤与不肖，不应当一味的只凭骨肉之亲或面目美好这样的标准来举贤治国，他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就提到过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区别。

但墨子基于这一现象而提出的主张，孟子就未必同意了，孔子也不会同意的： 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所以，朱元璋曾要将孟子逐出孔庙，实属误会，终经劝谏而罢。

在农与工肆之人，即普通平民庶人，或孔子所看不起的自耕农一类的小人，墨子竟然说他们也可以被举贤，可参与理国事、行政令、享爵禄，这种理论，怎么可以？实属违背了三代以来礼的大原则。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

这句话一面以圣人之徒自任，一面也是号召大家都来跟着他做圣人之徒。墨家之所以从与孔学并驾齐驱的显学学派，转而灭息，主要原因是受到东汉以来越来越浓厚的封建统治的歧视压迫，失去了春秋战国至汉初的那种大时代的生存空间，而它的复活，亦必有赖于这种大时代的复归。颜回是居陋巷一瓢饮，庄子是要向人借粮食。颜回是一介逸民，即没落贵族子孙，庄子的身分当与颜回差不多。

如果说杨子在这情况上也有责任，是他不该面对诸侯君王巨室权臣的自私无道，就思想走极端，鼓吹为我、贵己，好像是赌气一样。孔学是传统之学，墨学是新兴之学，而这新兴之学何以自春秋之末以来能行于天下数百年，又何以自西汉中期以后二千多年间几乎湮没，该都是能从天下政治和人的现实状况中得到说明的，无非反映着贵族与平民在权利方面的此消彼长罢了。

墨子竟然这样用他的一个兼字来全面解释仁学，而且，墨学已经盈天下，怎能不引起孟子的极大恐惧？如让墨学得逞，就要孔子之道不著，但是，孔子之道才是正宗仁学啊，孟子是不能不拍案而起挺身而出的了，劈头就骂墨子一句无父无君，人道灭绝，禽兽而已，为此，孟子发出了人将相食的警报，也就是说，若依了墨子，平民就要起来参与以至主持天下，贵族就不免要失去好日子了。其实，这时的孟子忘记了历史，《尚书》不是记载说，大舜出身贫贱、从乡野之上得到尧君提拔的吗？但尧舜有这样的故事是可以的，墨子式的理论则不可以。

赞扬孟子狠批杨墨十分有效并且立下万世之功。秦始皇时代的《吕氏春秋·仲春纪》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

墨子用他的兼爱观，全面改造传统礼治理论的系统： 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于是孟子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总起来说，杨墨是违背了孟子所阐释的仁义的宗旨。

公明仪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墨子爱无差等，而视其至亲无异众人，故无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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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从《墨子·非命》篇找出了君有难则死，出亡则送的墨家主张，并以齐国晏婴的话以印证，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墨子与晏婴一致，理论上仍不能与殉葬陋习根本断绝。时距离孟子去世已经一百七十多年。